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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滨海建国学院
[日期:2014年1月11日        阅读:33802 次]

忆滨海建国学院

 

刘导生

 

抗日战争时期我一直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工作。山东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在沂蒙山区,这里是山东党政军的机关所在地。当时鲁中南地区有三块毗连的根据地:鲁中区,鲁南区和滨海区。1938年我负责创办山东《大众日报》时,就在滨海区的沂水县。1940年根据地各项建设运动广泛开展,创办培养干部的学校既是根据地文化建设的需要,也是军政建设的需要。1941年春,山东五地委和滨海区各县联合办事处作出决定,按照抗大一分校的建制在滨海区建立一所干部学校——滨海中学。513日师范部在莒南县朱边镇开学。学校虽然名叫滨海中学,实质上于今天的意义上的中学不完全相同,最初设有师范部和中学部,后来中学部一度停办,因此,滨海中学也经常被称作滨海师范,这是一所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的干部学校。学员有的是在职干部,有的是革命青年,有的是农村少年,年龄大者三四十,小者十六七,文化程度从小学到中学各不相同,学制从短期培训到长期在校学习也不一样。

1944年夏,正担任省文协秘书长职务的我接到调令,来到这所学校接任原校长高燮宸的职务,同时兼任学校党支部书记。我任职之后,学校领导体制被调整:首先在隶属关系上作出调整,由原来的归滨海专署文教科领导,变为归滨海区党委和行署领导;其次,对学校内部管理体制也作了调整,我来之前学校内部管理实行董事会管理制度,即董事会下设有校长、教导主任、总务主任等职,董事会成员多是当地开明士绅,这也是这所学校区别于当时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的地方,目的是为了争取更多的爱国青年进入学校接受教育,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就任校长之后,取消了董事会制度,直接实行校长负责制,校长主持校务委员会,决定学校的一切重大问题。学校领导部门有:校长办公室,配备秘书和军事参谋各一人,下设通讯班、收发室、文印室、卫生所等;组织科有一名科长和一名秘书;教育课有一名科长和教育干事、图书干事各一人;总务科有科长一名,下设生产委员会,其办事机构是生产股、供给股、财粮股。当时学校有师范部和中学部两个专业,各有两个大队。后来根据需要又增加了一些专业。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各根据地一方面组织迎接抗战胜利,一方面准备可能发生的内战,同时在准备建设新中国。因此,抗战、反内战和建国成为当时的中心工作。正是基于这样的形势,也是为了吸收敌占区和国统区的热血青年参加革命和建国,8月,中共滨海区党委和行署作出决定,将学校更名为滨海建国学院。从客观上看,滨海中学更名也是学校发展的需要,因为这从来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学,或者说,本来她就是一所高校。据19457月的统计,我们学校的专业开设和在校生情况是:战争宣传队有学员100余人(后转入军分区政治部);卫生队有学员100余人(后转入军分区医院和专署平民医院);行政队63人,学员多是1937-1944年参加革命的人员,年龄从20-40不等,入学前一般是正副区长和县里的科长、科员;群工队63人,年龄也在20-45之间,入学前一般是各界救国会会长、职工运动委员等;教育队(即原师范部)76人,年龄在20-45之间,这部分人原文化程度相对较高,入学前相当一部分是完全小学领导干部,区文教助理,也有在职教师或中学生;普通队(包括原中学部及敌占区来的爱国学生)116人,年龄从十几岁到二十多岁不等,多为学生、《大众日报》工作人员和党政机关后勤工作人员;艺术队有学员50人。学校更名为滨海建国学院之后,根据革命需要,学校又增设电话队和会计队两个队。

抗战时期那段战时办学的经历我永远难以忘怀。

作为一所游击学校,学校没有固定校址。在战争环境中,除少数警戒枪支外,学校没有多少武装,因此,没有战斗力。随着敌情的不断变化,学校得经常转移,有时十几天一转移,有时一天两转移。学校每转移到一个新地点,各队、各单位,就根据指定的地点,一般每一家或两三家住一个最小建制单位一班或组,这样便于开展活动。学校生活在群众中,师生一到住所,首先向房东进行慰问,然后向老百姓借铺草,打地铺安排住宿。黎明早起,替房东扫院子,担水,取柴;农忙时则先帮助农户干一定的农活后再组织场院等空地上课。

战争年代,由于敌人的封锁破坏,学校的物质条件是很差的。按上级规定,学校的教员供应全是细粮,夏发单衣,冬发棉衣。实际上,当时根本没有细粮供应,大家只能和学生一样地吃糁子煎饼和地瓜干,能吃上小米和高粱就很不错了。为了不麻烦群众,学校生产股组织自己生产,尽可能改善学生生活。如,学生领来高粱,就把它碾成米,煮着吃,大家戏称它为“珍珠饭”。

我是1944年同我的夫人高励结婚的,当时,她还在八路军一一五师文工团,婚后就来到我们学校当了一名教师。当时的生活艰苦,她怀孕期间,妊娠反应强烈时,就吃点学校自己种植的萝卜维持。在条件好的情况下,每月能吃上一两次面饭,包饺子或者煮面条。所谓饺子,也不过是青菜,很难见到肉。那时,蔬菜也极端缺乏。大锅菜,一般是熬菜汤,一组只能分到一小盆,不够吃,就往里加盐。有时缺菜,就干脆炒盐吃。生活必需品也是极端匮乏,如,在衣服被褥方面,只是重点补充,做到衣能蔽体,鞋能护脚就行。有时领下几件衣服,不够分配,就优先照顾原籍为外省区的同志,当地的,尽量向家里要点。发的衣服常常是有裤无褂,有棉无单,至于盖的,“布被十年”是常事,入夏之后,每人一件蓑衣,一顶苇笠,就是上等衣着了。我的条件还算不错,代步工具是一头毛驴,我完全是老百姓打扮,刚从国统区来的学生看到校长不骑马而是骑驴,感觉很好笑。

学校没有固定教材,教师要自己编写,必要的印刷品是在《大众日报》印制的。无论是接受短期培训的学员还是长期在校学习的学员,接受的课程主要是马列主义教育、战争形势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文化教育、以及专业教育等。学生上课采取大课制,每课二小时,中间休息十来分钟。没有固定的课堂,一般是露天上课。夏天多在农家场院,大树底下和河滩空地,冬天一般在向阳的墙边、空房。上课时,教师挂块黑板,学员支个马扎或者就地打坐,拿出笔记,认真听讲和记录。

在教学活动中,十分重视学以致用,理论联系实际。工矿专业的学生,曾参加过日照海岸挡潮坝工程的修建,并学会了驾船捕捞等技术。他们还实地勘察发现不少有价值的矿苗,研究了很多矿石的成分、性质和实用价值,特别对高岭土的性质和烧制工艺,做了较详细的试验和探讨。会计专业和合作专业,经常参加和自己学科密切相关的实际工作,为了帮助农村变工队计算较复杂的变工帐,他们创制出较实用的变工帐计算公式。师范班学生的实习时间,一般占整个学习实践的三分之一,在实习中,他们把面向俄国的政治理论、教育理论,密切运用到教学实践,创造出优异的成绩,受到当地群众的好评。轰动一时的“庄户学”,就是师范部学员张建华在根据地创造的一套学习和生产密切结合的教学方式,被广泛推广,后来张建华回到滨海建国学院当了老师。

后来我离开了学校,但学校发展的历史我是知道一些的。如,19472月,滨海建国学院与山大附中合并,改称滨海公学。此时又增加了地干,工矿,合作等学科专业,并同时附设中学部和师范部。规模空前。1949年学校更名为滨海乡村师范,1950年改名为临沂师范学校,1958年再更名为临沂大学,再后来学校又几多演变,但一直延续至今,这便是今天的临沂师范学院。

岁月如水,不觉已是半个多世纪。记得当时滨海建国学院各部门负责人是:教导主任周抗;组织科有曹在均,庞焕,高励;行政科有赵凯;教育科有李奎元,陈士宾;总务科有马亚鲁;图书馆负责人是刘卫;普通科队长王恒在,指导员王卫,卢兼三;群工队队长李希平;政治教导员杨涤生;师范科主任主纪先;师范一队队长郭抵,指导员庞焕;师范二队队长李实甫,指导员倪康华等。我们培养出了大批建国才俊,在新中国他们在不同的岗位上为国家作出了贡献。

如今老区大学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过去的滨海建国学院如今已是拥有三万人规模的高质量综合性大学了,我们倍感欣慰。我衷心希望这所赋予光荣传统的大学能够秉承革命传统,把培养新时期建国人才当做自己的使命,造就更为辉煌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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